利维坦按：托马斯·奎克，斯图尔·伯格瓦尔，汉尼拔·莱克特，这三个名字，可能每个名字都是另外那两个名字，也可能不是。
这篇文章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是苯二氮平药物和弗洛伊德的混合体——在化学和心理学的渗透下，一个人的形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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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Elizabeth Day
译/happyjackie2010
斯图尔·伯格瓦尔因患有“犯罪性精神错乱”，目前在据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三小时车程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高筑铁丝围栏环绕着整个建筑。。窗户很窄，上面落了厚厚的一层土，双层玻璃厚实牢固，有些还用铁栏加固。只有通过一道道自动关闭的大门，通过一个飞机场样式的完全门，拿着用护照换来的ID标签和紧急报警器，你才能进入到里面。手机也必须要上缴，放到配有锁的特制的箱子里，这个箱子会有专人递给你。穿过走廊，会有两个工作人员走上来，专门护送，他们脚穿塑料木屐，行走在油毡地板上，发出吱吱的声音。
当我们进入到探问室时，伯格瓦尔已经直挺挺地坐在一把不是很大的红色的椅子上，长方形眼镜上反射着昏暗的光线。他脚穿灰袜和维可牢凉拖，两脚微微分开。自1991年开始，伯格瓦尔就在Sater医院接受治疗，他现年62岁，但是双手依然红润平滑，因为长时间不见阳光的缘故吧。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头发全白了。
他时不时的身体前倾，从跟前一个矮脚餐桌上的蓝色罐子里，掏出一袋嚼烟放到嘴里嚼一嚼。他比想象中的要爱笑，每次笑的时候都会露出一排细小的牙齿，有点黄，就像一排篱笆整个向里瘫倒了一样。张嘴一笑，蓝色的汗衫就会随着肩膀轻轻地抖动起来。伯格瓦尔给人的整体印象是面容和善，略显腼腆，年岁已高，而且想与人友善。我们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患有犯罪性精神错乱？伯格瓦尔看了看我，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说：“没有觉得。”我接着问他从医院出去后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我会径直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直到前不久，斯图尔·伯格瓦尔还是瑞典最恶名远扬的连环杀手。他供述了30起谋杀案，但是只有8起被定罪。他自称为托马斯·奎克。奎克在Sater接受系列治疗的时候，怀疑自己有阴险的一面，于是对过去不堪的过去供认不讳，他声称曾经伤害过受害者，他犯有罪，也曾吃掉一些人的尸体。最小的受害者是一个9岁的女孩儿，她的尸体至今还未找到。
图片中的女孩儿名为格瑞·斯塔尔维克，于1985年在奥斯陆被谋杀。，但是还是根据奎克的供认将其定罪；其实留在瑞格提的的与奎克的DNA并不相符。2012年9月份撤诉。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奎克接连不断地为谋杀案认罪，一个受害者的父亲曾将这样描述他：“这个恶魔横扫斯堪的纳维亚，30多人因此丧生。，各大报纸首页和电视屏幕上都是他戴着墨镜的头像，令人不寒而栗。报社称之为“食人狂”。托马斯·奎克也因此成为瑞典的汉尼拔·莱克特。
但是到了2001年，他突然停止跟警方配合，之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改为最初的名字斯图尔·伯格瓦尔。2008年，瑞典一位最受敬仰的纪录片制片人汉尼斯·斯塔姆拜访了托马斯·奎克，即现在的斯图尔·伯格瓦尔。、治疗单据和警方笔录后，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伯格瓦尔的定罪竟然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证明。他因此狂怒不已。除了奎克自己的供认证词，没有DNA追踪记录、没有谋杀凶器，也没有目击证人的供词，而且奎克自己的证词还是在他吃了麻醉药之后所作出的。面对汉尼斯发现的这些证据，伯格瓦尔承认了自己没有杀人的事实。他说，是自己编造了整个故事。
不幸的是，斯塔姆将手稿整理完后的第二天，他就因胰腺癌和肝癌，于1月份去世，享年56岁。斯塔姆去世后，这本旷世奇著才在瑞典印刷出版。在《托马斯·奎克：如何成为连环杀手》中，斯塔姆详尽剖析了深陷困境的奎克是如何从精神病医生、审判警官和律师那里获知每个案件的主要信息，并将这些杂乱无章、疑云重重的证词整理顺畅，娓娓道来，对证法庭的。
珍妮·克犹提姆曾是斯塔姆的研究员，三年一直研究奎克的故事，所发现的事实令其惊骇。她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最坏的影响就是，相关人员在其位不谋其职，导致很多杀人凶手逍遥法外。”
在这个喜欢亨宁·曼凯尔推理小说和斯堪的纳维亚电视连续剧的国度，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这条司法丑闻也公诸于世。斯图尔·伯格瓦尔8个谋杀案中的5个已经洗清罪名。其中有两个轰动一时的案例：15岁查尔斯·泽尔曼诺维特斯谋杀案和一对露营夫妇的双杀案已经提交重审。伯格瓦尔的律师托马斯·沃尔森希望撤销裁决，之后他就会帮助斯图尔从被监禁20年的精神病院释放出来。据奥尔森讲，这个连环杀手案件奇怪的一点是，他从未就整个司法程序提出过任何严肃的异议。
但是为什么他明知自己无辜还要承认嗜杀成性，为这些滔天罪行买单呢？我们回到Sater医院的会客室，斯图尔·伯格瓦尔试着解释道：“终于有所归属感了。”他用瑞典语讲，翻译人员再翻译过来。他话音低沉坚定，想法表达机巧。我是第一个跟他交谈的英国记者，但是抓住他的意思并不难。进Sater之前，因特网和移动电话还没有盛行，但是现在他已经开通了自己的Twitter账号了。
“事情发生之前，我倍感孤独，”他接着说：“那时我生活的地方犯罪泛滥成灾，并且我发现，犯罪行为越严重，精神病医护人员对你的关注度就越高。我也想成为这其中一员，想在这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人。”
伯格瓦尔一直都想融入到这个集体中。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他成长于瑞典的农村的一个小镇上，家里有7个孩子，从小就受圣灵降临教派的严苛宗义管教。他将自己称之为一个“富有创造性并且雄心勃勃”的孩子，他喜欢戏剧和写作。14岁的时候，当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他感到无比羞愧，一直瞒着虔诚的父母。他开始使用药物——是其最爱——19岁的时候，因为猥亵未成年男孩被指控。之后，他试图刺杀前基友。1990年，他穿着圣诞老人的服装抢劫了当地的一家银行，想掠钱满足毒瘾，但是被银行职员认出。之后他被囚禁在Sater医院接受精神治疗。虽然他性格不安分，但是也不至于成为一个连环杀手，至少那时候还没有。
伯格瓦尔年轻的时候一直渴望被当做一个头脑聪明的人受人重视。有一段时间，他曾想成为一名医生，并为此认真研读了心理学。在Sater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可以运用这些知识，被别人关注和接受。1992年某一天，他对理疗师说：“如果我真的做了一些坏事，怎么办？”
伯格瓦尔回忆道：“当时真的引起了一些反应，引起了一些关注。”他接着说：“我当时跟他说，也许我杀了人。但是有一次我又这样说，对方却没有回应。”
约翰·阿斯普伦德失踪案是瑞典历史上最为玄秘的一起犯罪案件，也是托马斯·奎克供认的第一起谋杀案。1980年11月，11岁男孩约翰在上学的路上突然消失，尸体至今还未找到。经过了一些列的心理辅导，奎克接受警方调查时称是他在学校外面将约翰哄骗到车中，并将他带入深林，进行了。奎克声称他曾恐吓男孩，之后将其掐死，最终将小约翰的尸体肢解成块然后埋葬，这样没人能够找到。
随后司法工作人员搜查了奎克所描述的地点，一无所获。实际上，检察官花了九年时间终于胡乱拼凑了一起谋杀案将奎克“绳之于法”——2001年奎克谋杀约翰的罪名成立。然而，与连环杀手所不同的是，奎克没有明确的作案手法：谋杀对象锁定小孩的同时，也不放过成人，男人也沾染女人，作案凶器不拘一格，他的行踪不定出没于瑞典和挪威的各个角落。
1996年，奎克承认8年前在挪威谋杀了9岁的女童特雷泽·内森。但是奎克初次呈供时说特雷泽·内森一头金发，居住在乡村小镇，事实上，女孩的头发为深棕色，居住在高度城市化区域的摩天大楼里。
伯格瓦尔的律师托马斯·奥尔森之后在从Sater回来的路上在车里告诉我说。“他说的都不对，他讲的各方面都与案情完全不同，（那些警察）轮番拷问15轮。”
查尔斯·泽尔马诺维茨，15岁，1976年失踪于瑞典皮特奥市北部。他的尸体在1993年被发现，奎克在1年后对罪行供认不讳而被判刑，但他的行凶证据一直没有被找到。
斯图尔·伯格瓦尔撤销供述之后，奥尔森就成为了他的辩护律师，奥尔森以善于处理急难案件而出名。头发后梳，胡子拉碴，吸烟成瘾，很容易让人想到电影中参加竞选的斯卡迪纳维亚律师的形象，完全相符。车开的飞快，车里到处都是喝光的了咖啡杯。虽然他不信教，但是他的妻子还是坚持让他在后视镜上挂一串念珠，以作开车慢行的警示。
奥尔森觉得伯格瓦尔是个危险人物吗？他笑着说“一点也不危险”。奥尔森喜欢斯图尔吗？“我一般不怎么喜欢人，”停了一下，他接着说，“但是，当然了，如果你跟客户接触的时间长了，你会看到人物的内心。故事总是从一个小男孩在圣诞树下玩弄玩具开始，但是一般都是悲剧。因此，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自“坦白”谋杀了特雷斯之后，奎克就被带到了挪威，电视摄像机关注着他的每一个举动。很快，他就在斯堪的纳维亚一炮走红，高关注度令其狂喜。奎克说他将特雷斯的尸体丢弃在了附近的一个河里，之后挪威当局就用了七周时间将湖水吸干，需找尸体。但是最终一无所获。不过人们在邻近林地发现了一个0.5毫米的“骨头碎片”，但是鉴定后却是一片木炭块。尽管没有物证，奎克还是被定罪了。
更蹊跷的是，对于一些案件，他有不在场的铁证。奎克承认自己在1964年将一个14岁的少年杀害，但是事实上几个目击证人曾记得在圣餐礼上见过奎克和他的双胞胎妹妹，而事发地点与此地相距250英里，还有一张照片为证。奎克曾供述说他喜欢男人。然而他声称自己在1985年了挪威一个23岁的女子，并将其杀害。警方将标本送交DNA分析师分析，结果发现并不为奎克所有。，并且“事实确凿”。
图片中的男孩名为叶侬·李维，24岁。他是一名以色列游客，1988年徒步旅行的时候被人杀害。奎克1997年锒铛入狱，没有法医证据，仅凭没有公开的事实陈述就将其定罪。2012年撤销指控。
维护原判的人说，盘问过程中，奎克所述的每个犯罪案件的信息片段只有杀手本身才知道。现在依然有人顽固地为警方笔录辩护，，2006年还是司法部长的他曾经用了一周的时间来回顾奎克案件，并且说案件审判过程光明正大。
当我和拉姆波尔茨碰面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确实没有DNA和指纹，（证据）也不确凿。但是他（奎克）当时讲的每个细节，都与案件调查结果吻合。（对于内森和泽尔曼诺维特斯的谋杀案）他给出的事实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他描述的这两个孩子的情况也与事实相符。”
但是据伯格瓦尔讲，当时很多信息都已经公之于众：在奎克疯狂认罪的时候，他可以定期离开医院。
伯格瓦尔解释说：“狱外放风的时候，我会去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图书馆，通过报纸微缩平片看些旧的时事。“他会将这些实时报道的讲述细节记下来——发现尸体的位置、周边环境特点、受害者的穿着等等，之后会将这些细节在以托马斯·奎克的身份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泄露”出来。他的理疗师（每周都会探望他至少90分钟）会夸奖他的勇气，敢于深入挖掘过去的记忆。警方也会感到异常兴奋，之前悬而未决的案子，现在终于出现了靠谱的嫌疑人。有两次，至少有两次吧，奎克还被请上专机，到谋杀现场，重塑案发现场。这时候，奎克就像个受到了表扬的孩子，沉浸在受人敬仰的光环中。
“我也不用讲太多，”他说，“一份报纸文章就够了。剩下的信息，我可以在警方调查的时候，从警方口中或者从一起接受调查的理疗师等其他人哪里搜集到。我只需要听着，留点心就成了。”
在接受心理辅导以及随后的协助警方重塑犯罪情节的时候，伯格瓦尔一般都服用了过量的苯二氮平药物。医疗记录显示每两个小时，医护人员会给他服用20毫克的安定，这一药量足以使一些人失去理智。对冲动控制力差的人来讲，高剂量的安定会适得其反，促使被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伯格瓦尔能够滔滔不绝编造出食人、和谋杀这么长的故事了。这时，他记得自己陷入虚幻的连环杀手情节中，不能自拔——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可以从医院图书馆借出一本博瑞特·伊斯顿的《美国杀人魔》。
“药物很关键，”伯格瓦尔说，“我可以自由取用，就是靠着这些药物我达到了一种状态，连续不断地编造故事。”
这些药物对他有什么作用呢？
“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有点高，狂喜，幻想不断。在某种意义上讲，药物赋予了我无限的创造力。就像个恶性循环。讲的越多，理疗师、警方和记忆专家对我的关注度就越高，也就意味着我吃的药物越多。”
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围在奎克身边，跟我交谈的人给他们起了不同的外号如“某种邪教”的疯狂追随者，“巡回马戏团班子”和“排斥异议的一个宗派团伙”。同一个检察官、理疗师、同样的辩护律师和起诉律师长年累月地围在他旁边，听奎克坦白自己的一桩桩案件。即使搜寻每个“谋杀”现场的警犬也是同一个——咋木浦。
汉尼斯·斯塔姆的文字稿代理人莱拉·贝利·德雷克说：“在调查过程中，奎克至少提到了瑞典和挪威24个不同的作案现场，奎克曾在这里实施谋杀、毁尸或者遗留有尸体残肢，咋木浦在那24个地点嗅到了45个尸体匿藏点。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血迹或者尸体残肢。这条狗跟其他人一样没用。”
图中女孩名叫特尔尼·延森，17岁。1981年被发现死在奥斯陆郊外。2000年，奎克此判刑。同年10月份，指控撤销。
这群人的理论是病人所叙述的是极度创伤后的记忆片段，以梦境般的记事重现，断断续续，纷繁凌乱。只有通过不断治疗，病人才能将真实的记忆叙述出来。而且在治疗过程中，必须要有病人信赖的密友相伴，并辅以镇定性药物。”
对于詹妮·柯提木来讲，这纯粹是一派胡言，荒唐可笑。
柯提木说“他在Sater精神病院只是个精神病人”，虽然她极力压制自己的愤懑之情，但是我依然可以感觉出来。“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其他在他身边的人本应对奎克说‘我们不相信你’。从这种层面上讲，我们不能怪斯图尔·伯格瓦尔，因为在他身边的人没有说‘不’。同时，伯格瓦尔也应受到指责，他编造了故事，伤害了很多人。”
受伤最重的是深爱受害人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在公众面前表达了自己的哀痛，幻想家的故事让他们倍增希望，之后却被一群无能的专家所破灭。博涵·埃斯普罗德就是其中一人，他的儿子在11岁的时候离奇失踪，这也是奎克第一个自诉谋杀案。埃斯普罗德现年65岁，住在名为“维京”的船房里，在斯德哥尔摩中部的梅拉伦湖长期停泊。船里面，厨房的炉子上煮着咖啡，船身随着潮水的起伏来回摇晃。在我们围坐的餐桌的墙面上挂着约翰的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微笑的小男孩留着布丁碗似的头型。
埃斯普罗德讲：“他在学校里很受欢迎，是一个很棒的孩子。他的梦想就是想当个农夫。“埃斯普罗德和其前妻安娜·克拉拉（这对夫妻在约翰3岁的时候离异了）在1993年的时候被告知有个素未谋面的精神病人，承认自己绑架了约翰，并将其谋杀。但是刚开始，他们两个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埃斯普罗德说“很多原因，我们就是不相信。”他现在一家心理健康慈善机构工作。“小孩是受害者的大部分案件中，杀害孩子的一般是跟孩子关系密切的人。”
他们并不知道奎克这个人。事实上，埃斯普罗德夫妇知道谁杀了自己的儿子：安娜·克拉拉的前夫，因为安娜跟他断绝关系，他寻求报复。埃斯普罗德夫妇有很多佐证对这个人提起私人控诉。因绑架案被判处两年监禁后，安娜的前夫通过上诉一年之后就被释放出狱了。但是埃斯普罗德依然觉得是这个男人谋杀了自己的孩子。
“当奎克承认了这起谋杀案的时候，我很气愤，因为，从那时起，我意识到针对那个前男友的案件就会结案了，”之后经过了7年的时间，奎克才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编造的有条有理，这也证明了这对夫妇的猜测：“对于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来讲，只要大脑清醒，就知道奎克在撒谎。”
在调查过程中，埃斯普罗德认为奎克很明显是从警方那里得到消息的。他说“我们发现我们告诉警方的所有事情，几周之后会在奎克精神辅导上出现。”
比如说，埃斯普罗德说约翰在右臀部有一个很明显的胎记，只有他们夫妻两人知道。在早期的调查中，奎克声称约翰在肚子前方有一些模糊的标记或疤痕，应该是手术后留下的。之后警方问埃斯普罗德，约翰是否有这些伤疤。刚开始，这对夫妇没有讲的很清楚，因为他们怀疑这些信息会传到奎克那里。
“之后警方就威胁说要控诉安娜·克拉拉包庇罪犯，”埃斯普罗德回忆说，“之后她画出了那个胎记。”
不久后，奎克在治疗过程中“记起了”那个印记。事实上，奎克每一次为谋杀案顶罪，警方都会审问他10到15次。当奎克称自己于1988年在达拉那森林里杀害了一个以色列背包客——叶侬·李维时，警方多次问道奎克用了哪些行凶武器。奎克提到了很多凶器，如斧头、铁锹和千斤顶等，最后他终于落在了“正确的”物件上：一根木棍。在法庭上，奎克的犹豫不决被掩盖：警方只提到他正确辨认出了凶器，便结案了。
对于受害人的家人来说，每次调查，耗时很长，让人悲痛。埃斯普罗德，因为儿子的失踪已经憔悴，不得不再次回忆起痛心的往昔，听奎克在法庭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词。奎克说他吃掉了约翰的手指；他将孩子的头砍下，当球踢。
埃斯普罗德转过脸去，吸了一口自卷香烟。“坐在这，明知是谎言却还得听下去……”他说，“感觉很抓狂。”
图片中的女子名叫珍妮，34岁，其丈夫马里努斯·斯德哥修斯，39岁。这是一对荷兰夫妇，1984年被人发现死在了瑞典北部的帐篷里，被人用刀捅死。奎克向警方陈述了犯罪事实，但是这次事实也没有公布。
儿子被人谋害，但是凶手依然逍遥法外，埃斯普罗德有没有被人出卖的感觉？埃斯普罗德用一个问句来回答：“你又能做什么呢？我觉得生气没有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必须着眼未来，向前看。你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活下去。如果选择活下去，就要活的充实。不能整日坐在角落里，沉浸在悲痛的往昔中不能自拔。”
回到医院后，我问斯图尔说他是否想到过他承认罪名之后会对受害者的家人造成伤害。
“没有，我没有想过这些，没有为他们想过。我很无情，但这也正是苯类药物对我产生的影响。吃了这些药，我失去了怜悯之心。”
奎克知道自己在撒谎吗？“这是最难解释的部分。我有时候也会意识到自己在撒谎。同时，我活在托马斯·奎克的角色里，一旦进入角色，我就完全失去了理智。那些年，我曾经想要上吊。我用墙磕头，直到头流血才停下来。晚上的时候，我从梦里惊醒过来，嘴里高喊着‘不要！’（这些也在医院医疗记录中有记载）。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似乎意识到这些都是编造的事实，但是当我醒来后，吃过苯类药物后就忘了，就又进入到奎克的角色中。”
2001年，Sater新上任的医疗主任重温了一下奎克的医疗记录。当他发现奎克服用如此大剂量的药物之后，异常震惊。之后很快就将药量减了下来。奎克停止药物之后，就不再认罪。他对记者说，他要停止跟警方的合作，要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之后7年一直再没有他的消息，直到汉尼斯·斯塔姆找到他，他才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
“汉尼斯为人非常热情，他善于倾听，也喜欢与人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伯格瓦尔有些激动地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展露出一些个人感情。“我还记得第三次见面的情景，汉尼斯看过警方重塑犯罪现场的录像带之后说：‘我可以看得出来，那时候你服用了药物，异常亢奋。’只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事将要发生了。’我感觉‘是这样的。什么事情要改变了’我想忏悔。”
“我终于可以将真实情况讲出来了，我知道我讲的都是事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终于解脱了。”
现在，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斯图尔·伯格瓦尔是误判的受害者。也有人指出他说谎成瘾并且能让听者相信他，他善于控制他人思维，而且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我意识到，伯格瓦尔知道对方想要从他这里最想听到什么，然后胡乱编造，这一点他很在行。
格尔昂·拉姆波尔茨法官警告我说，不要“妄下结论”。他认为伯格瓦尔提供给警方的这些错误信息中，一定有一些事实真相。正是这一立场，激起了瑞典社会一些人对他的厌烦情绪，特别像是托马斯·沃尔森跟珍妮·克犹提姆，他们为伯格瓦尔的释放举行了游说活动。
“很多人靠托马斯·奎克的案件飞黄腾达，”克犹提姆说，“所以如果伯格瓦尔被无罪释放，这些人会失去很多东西。”
当我跟拉姆波尔茨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一副鄙夷的表情。他很轻松的说：“嗯，是啊，我成了众矢之的。我觉得斯图尔·伯格瓦尔在耍着我们大家玩，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觉得他不会对大家造成伤害。他也许是个老好人吧，我不确定，但是那的精神病医生说他还是很危险的一个人。”
，宣布斯图尔·伯格瓦尔无罪释放，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拉姆波尔茨还会疑心重重吗？他是否会为6年前重审奎克案件的行为道歉？那时候警方的调查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纰漏之处。
“（无罪释放奎克的做法）也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也可能没有对错之分，我不确定。但是如果你非要问我有何感想，我觉的错胜过于对。”
在Sater的时光接近尾声。斯图尔·伯格瓦尔站了起来，耐心的等着两个工作人员把他带到楼上了的病房里。他走后，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缺乏个性。他给人的印象不深。，而且药物成瘾，他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走出医院，我站在午后灰色阴冷的天空之下，仰望着医院第一层楼房，我看到斯图尔·伯格瓦尔站在了窗前。他微笑着，轻轻地挥挥手，之后这个不曾杀人的连环杀手被带离了那里。留下的只是眼镜片上反射出的光和斯图尔站在那儿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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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也就是我本人吴淼（写诗的时候叫“二十月”）的订阅号，纯粹个人兴趣——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诗歌、小说、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不以商业化为目的，也不追求所谓用户数量，喜欢就来看看，没准儿能给你些启示，不喜欢就麻烦你手一哆嗦取消对我的关注。